在这招手的人群中，我更关注的是同龄的孩子，大人们大声寒暄，忙乱进出时，我把目光投向路边正朝这里探头探脑不时窃窃私语、指指点点的他们。只见男的清一色“茶壶盖”，黑不溜秋、瘦如麻杆，失望之余，万麻丛中一点绿顿时让我目不转睛，从草绿色的裙子判断那是位眉清目秀的小姑娘，忽闪的明眸、皎洁的皓齿、白皙的皮肤、眉宇间若隐若现一股“绛珠仙子”的韵味。正如我日后挑着大拇指对她说起这次初遇：“他们都是狗尿苔，你起码是棵狗尾巴儿花，奇葩啊，绝对的鹅立鸡群。”

 当晚，邻居给我们接风洗尘，我才知道“仙子”名叫菲菲——我的“邻家女孩”。

 菲菲的爸妈都是知识分子，农场里有名的文化人。她妈还是某站的妇女主任，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与领导为邻不胜荣幸，但那时我是没有任何领导概念的，大家住在同一条胡同，气氛融洽，仅此而已。不像后来公家盖好方方正正的混凝土盒子，隔成一个个小间，在把各家各户按高低贵贱贴上鲜明的标签，然后像药店里按方抓药那般，由一只无形的大手将各家依贴塞进各自的小阁，阁满之后大手陡立——不好意思，到此为止！再后来，就天天喊市场经济了，连这样不知在什么地方就嘎然而止的福利房，对平头百姓而言也已是空中楼阁。

 菲菲按官方统计小我一岁，像蒋介石当年抗日那样作势抵挡一阵便乖乖的嗲声嗲气的喊我哥哥，这声音总像一支毛茸茸的小手扰在心头，酥痒至今。于是她理所当然的成为我的小尾巴、小油瓶、亦或埋伏在我身边的兼职美女间谍。后来这官方统计成为一场风波的导火索，事情由所谓知识分子的争权夺势内讧而起，于是相互揭短，自家孩子的确切数量及准确年龄成为重点攻击目标，因为那时违反计划生育国策的罪名非同小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清查之风很快吹遍整个农场，群众原本雪亮的眼睛变成名副其实的“贼”亮，一时人人自危。在这种形势下，我不幸成为一条倒霉的池鱼，因为老家还有一个大我三岁的哥哥。由于哥哥是长孙，从小跟随爷爷奶奶长大，而我又一直是上帝特别青睐的苹果，所以父母总是把我带在身边。当清查之风劲吹时，我被孤零零的吹回老家，一群抗斧子提榔头的“土匪”尾随而至，叫嚣着要拆房子、砍白杨。爷爷横在他们中间青筋暴露、浊泪盈眶，伐树声依然响起，声声啼血，最后村里一位老革命的仗义执言保全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同时也成了爷爷的救命恩人。多年以后在《倚天屠龙记》里看到年幼无助的张无忌，用充满仇恨的目光扫遍逼死双亲的“群雄”，蓦然想到当年“土匪”抄家时的一幕，泪水涟涟。幻想日后我若有此神功必定用那些杨木为他们每人量身定做一张大床，一头大一头小，保证让他们睡在里面舒舒服服，升棺发材。然而，比土匪更可气的是教授。大学时，修《法律基础》，一位白白胖胖半男不女的老师总喜欢拿“孩子生到一半，妇女主任捍卫国策把孩子掐死算不算违法说事，当时就看到很多同学面露愠色、咬牙切齿，心想：这二百五也教授？他妈生他时咋没难产，也省的活菩萨似的妇女主任费事！

                                                                                                       胡编乱造中。。。